知青丨克明：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

克明新三届 2019-08-25

作者档案

克明

克明，本名包·耶希扎拉森，蒙古族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剧作家，诗人，国家一级词作家。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，同年插队到黑龙江兵团、锻工。八年后转插呼伦贝尔草原。曾任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乐队演奏员，呼伦贝尔盟话剧团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。1984年调至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，1985年任内蒙古电视台导演，199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。1995年任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记者、编导、主持人。

代表作歌曲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《往日时光》《绿皮火车》；歌剧《天鹅》《公主图兰朵》；音乐剧《金色胡杨》《苏赫与白马》。克明的笔下有马驹，有雄鹰，有百转千回的河流，有苍苍莽莽的森林，更有栩栩如生的蒙古额吉和英雄牧人。克明的文字质朴、洗练，有着雄阔的气势，为当代草原展开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。

原题

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

作者：克明

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是一首歌。

为了它，我整整准备了 50 年……

降央卓玛演唱：呼伦贝尔大草原

1951年，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。从小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。那时的北京，民族概念很淡，没有谁强调自己出身于哪一个族群。小时候只是依稀地记得，家里总来一些喇嘛，或是草原上来京开会、看病的亲友，他们身上总有一些羊膻味，从呢子大衣里，从蒙古皮袍中散发出来。

每当这些亲人来过，家里就会有一些草原独有的食品：黄油啊，奶豆腐啊，还有裹着锡纸的奶油块。有时，喇嘛们还会带些炒米来，是用很粗的布袋装好的，也有一些我们很少闻到的气味。问起这是什么味时，母亲总是怀有几分自豪地说，蒙古味儿呗！

在幽深的胡同里，在景山东街一带，我渐渐长大了，直到九岁。1960年的11月，天气渐渐寒冷，我依然无拘无束地玩着、奔跑着，像一匹胡同里长大的马驹子。

有一天母亲哭着告诉我，父亲没了。母亲搂着我们兄弟三人，她哭成了泪人。从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自己应该挑起这个家了……哥哥是个残疾人，小儿麻痹症害得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；弟弟才6岁，是个拖着鼻涕的可爱小孩。母亲是人大代表，又是政协委员，每天起早贪黑地忙于工作。她是北京蒙藏医院的化验师。这是一个中国最微型的全科医院，专门收治来自草原牧区和青藏高原牧区病人的一所民族医院，母亲会蒙语、藏语，她除了本职工作，还兼着翻译。于是，这家庭的生活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。在母亲严苛教育下，我们渐渐长大了。

母亲的教育从来没有和风细雨过，她手中的鸡毛掸子就是我人生的教鞭。不论哪一门功课，只要是五分以下，那只掸子就会伴着她的怒吼声呼啸而至。而我，竟从没有逃脱、哭泣或求饶。

多年以后，在北京，在温暖的夕阳下，我问母亲，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抽打我，是因为对父亲的恨吗？她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疼爱地看了我一眼说，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……

1964年，我考上了清华附中。是这个学校让我走上了一条艺术的路径。学校里有一个文艺社团，每个学生都可以报一个专业。我们的音乐教员叫王玉田，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派乐器，我分到了一支小号。它静静地躺在号盒中，金黄色的铜制号身，3只键子，一双白手套。王老师说：“这支号很贵，98 块钱呢！你要爱护它，做它的朋友。”

从那天开始，这只小号就没离开过我，一直到黑龙江插队。

文艺社团里有高中的同学丁爱笛和刘益涛，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一年以后，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这时机会来了。1965年12月9日，为了纪念“一二·九运动”30周年，首都大学生要做一个盛大演出，类似当年的《东方红》音乐舞蹈史诗，各大学抽人全力以赴排练。清华大学军乐团的队员们正在农村搞“四清”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只好从附中的乐队抽来五名同学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几近专业，水平很高，老师叫周乃森，是专业的音乐教授，从那时起，他就当了我的教员。每天第七节课后，我就穿过小北门，绕过化学楼，来到音乐室。音乐室很大，两层小楼，排练厅很正规。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，我们就开始到人民大会堂集中训练，一日三餐都在宴会厅。

排练间隙，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去玩。要不就看大学生们排合唱（1000 多人）或看他们排练舞蹈。很多年后，贾作光老师告诉我，那时舞蹈队的队长就是我们的胡锦涛。不过，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指挥秋里，他英俊、潇洒，总爱和大学生们谈笑，身披一件花呢大衣，暗红格的围脖，指挥的手势让所有人着迷。

终于演出了，原先说好毛泽东要来，可演完才知道，他没到场，代表他的是彭真。

在清华大学军乐团的两年中，除了那一次大规模的演出外，就是每星期的训练，要吹很多曲子，要学五线谱，要练习很多枯燥无味的教程，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，比如每年的“五一”或国庆节，在天安门广场上搞狂欢。金水桥前有三个巨大的圆圈，年年位置不变：中间的是中央民族大学，东侧是北京大学，西侧是清华大学。而我们乐队永远比那两个学校演奏得要悦耳许多，乐队阵容也强大，舞蹈队也不错，但稍逊于中央民族大学，最一般的就是北京大学了。

最后一次狂欢节是1966年的“五一”。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，狂欢节的秩序井然。突然，我看见广场的探照灯一齐射向我们这里，把天安门城楼照得雪亮，扩音器中传来了《东方红》的乐曲声，我预感到毛泽东要出来了，就起身向旁边的金水桥跑去，这时才发现，四排军人席坐在地上，已经隔开了一个通道，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地开了过来，他的头发有些花白，散乱着，用帽子向学生们挥舞，我的身后一片混乱，人们欢呼着万岁，震耳欲聋，每个人都激动不已……

当一切都结束后，我回到清华大学的方阵里，看见周乃森教授含着热泪在愤怒地咆哮，一位上海籍的大学生满脸沮丧地站在他面前——原来，我们乐队最珍贵的乐器，土耳其大钹被人群踏碎了。“五百美金啊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这么不小心。全中国才两片，中央乐团一片，清华大学一片，就这么完蛋了！你赔得起吗？！”

16天以后，《5.16 通知》发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整个清华大学、整个北京、整个中国都破碎了，就像那片土耳其大钹一样破成了碎片……连同它破碎的，当然还有我的梦，这是我的音乐之梦。

不懂音乐的朋友很难理解，这个梦想有多么美妙。当号身握在你的手中，当你把号嘴轻吻在你的唇间，深深地吸进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气流冲过你的嘴唇流进了号身，那清脆而又悦耳的声音便奏响在天地之间。哪怕是音阶或音程的练习，哪怕只是一个长音，它会让你的灵魂插上乐思的翅膀，在云中翱翔，美妙无比。

我从未奢望当一名作曲家，我只梦想当一名乐手，坐在清华大学的乐队中，我的面前是谱架，谱子上爬满了音符，它们会让我的心飞翔。

血腥的揪斗开始了，疯狂的口号开始了，大串联开始了。清华园里，到处是席棚做的大字报廊，各种文章在人们的笔下激越着，皮带翻飞、血沫奔涌。半夜，经常被破碎的玻璃声惊醒，被惨叫或口号声惊醒。

多么好的一个中国啊，破碎了……

我的老师王玉田害怕我们参加武斗或闯下其它的祸事，把北京的许多中学生组织起来，成立了一个“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宣传队”（简称“路线”），1000多人的规模，又开始了排练和演出，宣传队的住址在北京建筑工业学校，那是一所中专学校。所有的曲目都是他带着一些高中同学创作出来的，很震撼，很好听，有点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。我们演出了很多场，出了大名。

那段时间我的音乐之梦又开始复苏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家。有北京十三中的孙维毅、陈天航；有二十五中的萧平（著名诗人萧三之子）、邹海岗；有中央乐团的首席小号陈嘉敏；芭蕾舞团的首席圆号杨洁……我的小号水平明显得到提高，与此同时，中国之乱也到了极致。

1967年12月，当革命走入末路时，“路线”也解散了。我报名去了北大荒农场插队。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。我们一行500名北京知青坐上专列，告别首都，告别校园，告别了我们的少年时代，在车轮的轰鸣声中，一路向北呼啸而去……

在兵团，我成了一名锻工。

从16岁到24岁，我在炉火旁，在铿锵的大锤声中度过了8年青春时光。身体渐渐壮硕起来，也长得高大起来。不管工作有多累，我身边一直有那把小号陪伴着。想家了，挨整了，绝望了，我都会在黑暗的锻工车间里吹响它。号角声从破窗里飘出，带着我的灵魂，飞向天宇之间，飞向白茫茫的雪原上……

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年，母亲和爷爷乌宝（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末代王爷、扎萨克）被押回老家，囚禁、批斗。爷爷乌宝被天津知青打死，母亲也几次险些遇难。当她5年后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时，身上三处骨折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有屋顶的房子里过冬了。随着那片轰然坍塌的牛舍，她逃了出来，此后被允许在一个窄小的柴屋内度过最后一冬……

厄运，一直缠绕着我。贵族，这顶帽子一直跟随着我。我努力工作，我冲在最危险、最困难的第一线，想得到和常人一样的待遇，但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渐渐地，我变得狂野起来，打架、斗殴，寻找着一切机会去报复。刀子、斧子、钢叉、扁担……我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物件做武器，去挑战别人。我力大无穷，我步履灵活，我胆大心细，我的眼睛里总闪着仇恨的光。

母亲解放后，她知道了我的野性已经无法控制，早晚要出事，旋即让格根姐姐、巴拉吉姐夫托人，把我调到了呼伦贝尔嵯岗牧场插队。命运之神让我回到了草原，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中。

当我伤痕累累从黑龙江兵团回归到草原时，我已经从一匹北京长大的小马，成长为一匹四蹄矫健，威风凛凛的野马了。

回到呼伦贝尔草原，再也没有歧视，再也没有告密，我可以自由地呼吸、自由地奔跑，自由地让精神在天地之间飞翔了。从一个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，在一片宁静得可怕的草原上行走，那份喜悦，那份族人给与的温暖与亲切，让我狂喜，让我忘记了伤痛，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。浪漫的气质与浪漫的情怀，从此在心中扎下了根，我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根小草，每一朵白云，每一只羔羊，每一匹骏马。

我再也不愿意从马背上下来，我骑着自己的那匹马，走近湖水、走过沙丘、走过森林，当我纵马跨过河水时，我回身望着四溅的水花，心情竟像鸟儿一样。

再后来，我被抽到牧管局文艺队，走遍了境内的十几个牧场，从岭西到岭东，从多雪的冬天到杜鹃竞放的晚春，我和我的法国号一起（此时的我已经由小号改为法国号），又走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。

当我28岁时，终于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校的呼盟民族班，成了一名学生。考试，这个梦寐以求的事，竟然在我身上实现了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我这种出身的人也可以参加考试啦！

此前，我也经历过很多次考试，但都因为我的出身而以失败告终。

第一次考试是1972年夏天，上海音乐学院来黑龙江兵团招生，我得到了消息，非常激动，就偷偷从车间溜出来，带着我的小号，穿过北部危险的沼泽地，来到团部。20 多里地的奔袭，让蚊虫将我的身上叮满了大包，最不幸的是，嘴唇上被叮了一个硕大的包，肿的老高，又疼又痒，我心想，这可不是好兆头。

第二天，见到了老师，报上了名。满屋子的考生中除了唱歌的就是民族乐器，西洋乐器只有我一个。我吹完教程，又吹了两首曲子，《小将军》和《苏格兰的蓝钟花》，老师的眼中闪着喜悦的光，这让我充满了自信。

当我走出考场时，军务股长远远地把我喝令过去，臭训了一顿，说：你这种出身的人还敢私自跑来考试？赶紧给我回连队写检查！

天塌下来了。我一步一步沮丧地回到连队，回到车间。天已经黑了，我点燃炉火，烧红了一块圆钢，将它烧得发了白，流淌下钢水，放在弹簧锤的铁砧上，用脚向踏板拼力踩下去，耳畔是巨大的、快速的锤击声，钢花四射，将黑暗的车间映得雪亮，直到那一块圆钢发红发黑，我一扭头，它滋滋叫着，从我手中的铁钳中飞了出去，击穿车间的玻璃窗飞到了窗外……我抬起眼睛，看见我的师傅手里端着一碗面条，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发疯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扑在他怀里失声痛哭……

第二次考试是1978年夏天，北京电影学院招生，由欧阳儒秋老师和马精武老师辅导我的诗朗诵和小品，我信心十足。可到了报名那一天我因没有“政审合格”的材料，被拒绝报名。

我发了疯地从小西天冲向西单的电报大楼，挂长途回牙克石牧场，请求给我出一份政审，又被政治部的主任臭训一顿，说你母亲的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应该让北京市卫生局来一个函，根据那个函，我们才能出手续。但因为你私自回北京参加考试，理应处分你，所以，即使公函来了，也得明年才能出具政审。况且，你目无组织，这个政审不可能合格。

天，又一次塌了下来！

无奈，我只好打点行装返回牙克石。途中，经过一个叫通辽的地方，旅伴们告诉我，这就是哲里木盟，这里也有一个歌舞团。我考虑了三秒钟后，跳下了火车，背着圆号，雇了一辆毛驴车，向歌舞团走去。

真是好运气，团长、乐队队长都在，一共四位领导听了我的演奏，很满意，让我在外面等结果。

20分钟后，结果出来了，被拒绝，理由是年龄太大了，那一年我27岁……

我孤独地走向火车站。团里一位拉四胡的蒙古小伙儿追了上来，听说是宾图王的孙子来考试，他很想见我，一路上聊着来到车站。我用仅剩的五元钱买了两碗面条，吃的同时，他还教会我一首著名的东盟民歌《宾图王》。

下午，我搭乘一列更慢的火车，向牙克石进发。第二天早晨才过兴安岭，到伊列克得车站时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。摸摸身上，仅剩两角钱。

正好这时列车员扫地到我们车厢，我赶紧帮他清扫满走廊的瓜子皮、烂纸……他可能猜出了我的难处，给我送来一茶缸子水和两个列车上卖的饼子，我狼吞虎咽，总算把这一程熬了下来。

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三次考试，不但完败，还差点饿死。

回到牙克石不到一个月，由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托管的，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呼盟民族班就开始招生了。感谢呼伦贝尔，我才获得了学习机会，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才实现了自己追求音乐、追求艺术的梦！正是因为这个艺术的平台，我才进入了这座神秘的殿堂，从而拾级而上，一步一步地追逐着我的理想。

做乐队演奏员时，我可以每天端坐在琴房，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去吹奏。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，我的练功场所在我家附近的地坛公园。哪怕天下着大雪，我也岿然不动。

我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铜管系主任夏之秋教授，他为了探知我是否练功，竟然冒着大雪来到地坛，寻着号角声，在空无一人的公园，老人远远看到自己的弟子在松林之间刻苦地吹奏。

做话剧演员时，我会为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撰写演员自传，将其人生轨迹设计得合乎人物性格逻辑，为他每一个戏剧动作找到前世因由，为每一句台词找到强烈的内心依据。

繁星之下，在宁静的夜晚，我会大段大段地背诵话剧《蔡文姬》《无辜的罪人》《在底层》《海鸥》和《曹操》中的片断，如醉如痴地默诵《古诗十九首》《诗经》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仔细品味宋词、元曲中的精彩篇章，让自己的灵魂飞向千年之前，星汉之上，银河岸边，去寻觅那一位位古人清冷孤傲的身影……

哪怕后来到了新闻工作岗位上，穿越着祖国山山水水，我也要抽一点闲暇，在哈萨克的毡房里，在藏民长叩的途中，在山寨崎岖的路径上，在寺庙，在教堂，在学校……在每一处贫寒而又纯净的村落，去寻找那一双双清澈的目光，去感知那苦难中简单的欢乐，去品尝泪水中的苦涩与诗一样美好的清纯笑容。

现在回想起走过的路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大手在牵引着我。呼伦贝尔，我在这片草原工作的十年间，已把她读遍。我是合撒儿的后代！我知道这是可汗分封给我祖先的土地。700多年后，他的一个生长在北京的子孙又在此拥有了自由，获得了做人的尊严。她太辽阔了。这里有巴尔虎、布里亚特蒙古，还有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达斡尔三个较小民族，构成了她文化上独特的多样性。这些历史的，人文的，自然的多彩特质，高度浓缩于一个地方，在中国实属罕见。

我长久地审视着这片神秘的大地，吸吮她的乳汁，等待着一个机会的降临。

这个机会终于来临。2000年，我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《走进西部》时，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，临行前，从乌兰托嘎处得到一首新写的曲子。这是个大调的蒙古旋律，音乐线条清新流畅，阳光明媚，呈示部简洁明朗，副歌起伏飘逸激昂，让人过耳不忘，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。

我把它仔细叠好，放在胸前的衣袋中，上路了。

在海边，我病倒了，溽热与海鲜击倒了蒙古人。

一日，我坐在防波堤上，凝望着眼前的大海。它涨潮了，一波又一波的海水，向我涌来。天，渐渐暗了下来，大海很狰狞，远没有草原母亲的那份慈爱。风浪中，乌云在积聚，天边竟有几条闪电像海蛇一样游动在海天之间。我一回头，望见了西沉的落日，她把天空涂上了一层赭红和桃金色。

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草原！这里是祖国的最南端，向北是广西的十万大山，再向北，就是武陵山、大巴山、嵩山、泰山、燕山山脉，再往北，不就是我的兴安岭，不就是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吗？

我赶紧从胸口的衣袋中掏出那首乐曲，一口气，将心中对呼伦贝尔草原母亲的情思流淌在这页小小的纸上：“我的心爱，在天边，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……”五分多钟的时间里，一挥而就。从草原，写到了山岭，又用山岭那只雄鹰的翅膀将二者牵连到一起。草原山岭都有了，情感的宣泄还不满足，又写到了我们著名的额尔古纳河，让它成为三千多条河流的代表，来表达每一位牧人，每一位游子对草原母亲的思念。最为动情之笔还应该是这一句——“白云朵朵飘在我的心间。”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是否到过草原，只要你一开口，呼伦贝尔草原就会在你的心间浮现。

这首歌，仿佛是我与呼伦贝尔草原前世的约定，在我生命之中孕育了五十年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这期间竟有几次命运之神与我擦肩而过！如果当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呢？如果我没有转插到呼伦贝尔，而像其他知青一样返城回北京了呢？如果我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，当了一名演员了呢？如果我考上了哲盟歌舞团，从此生活在通辽了呢？如果我顺利地调入中央电视台，再也没有返回草原呢？如果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在上海滩，成了一名上海电视台的导演呢？

那么多的如果中，有一个如果成真，就都不会有这首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。

这是一条灵魂中奔涌的大河。从北京的胡同中发轫，用生活中的苦难和泪水、汗水，点点滴滴汇集成了细流，再用50年的时光去等待，等待冰雪消融的时节，等待万千条小溪的汇聚，然后，才从高处奔流而下，欢叫着，翻涌着，带着春姑娘的气息，向母亲草原呼啸而去！

这首小小的歌词，应感念我清华附中的董玉英老师，是她教授了我最正宗的汉语文；感谢清华大学文艺社团，它让我从少年起就怀有高远的志向；感谢黑龙江八年的苦难生活，它给了我血性和体魄；更感谢呼伦贝尔草原的十年生活，它让我有了自由的精神，浪漫的情怀和蒙古血脉的回归……

一首歌，竟然是我的一生！

一首歌竟然是我前世的约定！

我想，再过100年，它也许已经变成了民歌，人们不记得它的作者是谁，而它还会飞翔在草原的上空，飘落在人们心头，给人们带去欢乐。

朋友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愉悦的呢？

克明和太太乌日娜

布仁巴雅尔演唱：呼伦贝尔大草原

作词克明

我的心爱在天边

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